45军邱政委忆往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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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军邱政委忆往事(8)

45军邱政委忆往事(8

 

邱会作


第三章 红色瑞金 

在瑞金  

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暴动反对国民党,参加了红军,被编为第五军团。这是红军另一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力量,必须很好地改造建设才能真正成为共产党的军队。这时,正逢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政治建军”的方针,即在各个部队加强政治机关的建立和建设。中革军委从其他红军老部队调给五军团一大批的政治工作干部,从上到下建立了政治工作系统,我作为骨干也在其中,此前我们在瑞金附近进行了短期训练,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是我们的主要政治教官。不久就在部队中开展了“三大运动”,即提倡官兵政治平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团结共事。“三大运动”以反对军阀主义为中心。

军团的领导人董振堂、赵博生等人革命态度坚定,加上他们在部队里有极大的影响力,使红五军团很快成了共产党领导下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1932年初,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在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指挥下攻打赣州,攻城打开突破口之后,三军团冲进城内。由于没有经验,突击进城的部队遭到敌人的反突击,这时五军团发挥了他们城市巷战近战的特点,进行肉博战,用大刀杀开了一条血路,救出三军团。这是红五军团暴动后编为红军的首次大战斗,打得非常英勇,在红军中树立了威信。从此,五军团不仅和红军其他部队团结了,五军团内部也更加团结了。

1932年秋冬之际,我由红五军团选送到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期学习。瑞金是在中央苏区里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央苏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上工农红军学校满足了我学习的愿望,红军学校的校长是刘伯承,他是我军军事教育的开拓者,后来许多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不少都出自这所学校。

我进红军学校之后先在政治团学习,后来上级要求由政治团调部分个人政治条件好的学员到特科营军械班学习,我被调到军械班。不久军械班与供给队合并了,我在供给队学习,一直到毕业。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在红军学校学习只有八个月,学习非常努力。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学习了战术战斗条例,和粗浅的天文、地理知识,还学算数和简单财务原理。这些全新的文化,对我又是一次启蒙教育。学习中,我不仅“文”的好,“武”的也行,我是从士兵一步一步上来的,在红军战斗部队受过基础军事训练,到了红军学校里,我对队列、射击、投弹、田径等样样在行。在校期间,我曾是瑞金红军学校评选的模范班的班长,一百米赛跑还得过一等奖。1933年春,我以优异的成绩从红军学校毕业。

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家庭成份好,是党员(我已于1932年由团员转为党员),毕业时就和另一个叫刘吉仁的学员被留在瑞金红军总部机关,分配到总供给部。我们两人都到财政处工作,他任出纳,我任会计。不久,我兼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员,管理全军与总供给部有关的军务实力统计,这是一项绝对机密的工作。

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的业务范围为:进行红军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全部实力统计工作,各部队实力都分别定有秘密的代号,总供给部除杨至诚部长、叶季壮政委外,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知道全军的这些数字。我担任这项工作之前,经过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审查并由周恩来副主席批准,因此周恩来早就知道了我。我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殊工作证,我要是去中革军委办理这方面的业务,纪律规定我不能个人行动,至少有两个保卫人员(特工)与我同行。

我担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工作不久,我在行政职务上又担任了供给部政治指导员,主要是在总供给部部长杨至诚,政委叶季壮直接领导下工作,我就好似总供给部的机要秘书一样,成为部长和政委的直接工作助手,可以这样说,杨至诚、叶季壮,尤其是叶季壮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杨至诚比我大十二岁,是出身于黄埔军校和参加过南昌暴动的老资格,但他把我当作忘年交,我俩不仅是上下级,也是最好的朋友。那时供给部没有秘书,杨至诚就把我当秘书使用,叫我为他办理不少文书工作。他出差办事一般都带我出去,我随着杨至诚到过福建长汀、江西宁都、兴国等地检查工作,这让我开阔了不少眼界。我到供给部后不久,已经来中央苏区一年多的原上海党中央的一些人推行“左”倾路线更厉害了,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在组织上大量肃清和他们意见不一致或无辜的人。杨至诚因为供给部工作人员有贪污银圆行为被抓住不放,受到执行王明路线的人的迫害,被打了下去。之后叶季壮出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叶季壮上任后,我已担任了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一段时间了。当时总供给部机构非常精干,政治工作范围内的具体事都是我一个人在管,因此我这个政治指导员就是总供给部政治委员的直接助手,其实我早已同政委叶季壮的关系甚为密切了。叶季壮参加过广州暴动、百色暴动,参加革命前曾做过新闻记者,社会知识丰富。他对一般人不爱多说话,但和我则时常聊天,从不把我当外人,使我感到非常可敬可亲。杨至诚、叶季壮是我的老领导,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是铭记在心的。1967年6月叶季壮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总理拉着我的手说:“以后军队的后勤工作就靠你了。”总理的话多么意味深长,虽然我已当了多年总后勤部长,但是我军的后勤工作是叶季壮、杨至诚他们开创的。

我由红军学校分配到供给部后,当时的总政治部组织部指定我为总供给部机关党支部书记,长征开始之前,又任命我为军委军事工业局的党总支书记。军事工业局是中革军委独立的部门,但由总供给部指导工作。此外我还是1934年初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人民检察院工农检察委员。总之,我从红军学校出来后,组织上就把我列为政治上特别可靠的人来加以重用了。

我到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工作,是我从事军队统帅机关后勤工作的开始。那时人民军队后勤工作正处在创建时期,我们那一批人是人民军队最早的后勤工作者了。这些人在长征途中大部分牺牲了。后来又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活下来的人已经很少,而其中曾在红军总供给部工作并先后担任过领导的只有杨至诚、叶季壮和我。

长征前的准备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王明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控制了党中央领导工作,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没有什么实际斗争经验又爱瞎指挥,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很快,他们就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批判毛泽东“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清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影响。毛主席实际上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苏区占了统治地位。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王明路线达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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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删除 发表时间:2015-3-8 2:59:17  IP: 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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