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军邱政委忆往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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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营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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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军邱政委忆往事(13)

45军邱政委忆往事(13

 

邱会作

 

 

周恩来看到大家不表态,会议结束前总结地说了一句:“物品的处理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大家考虑一下再定。”周恩来是唯一对我的意见认为是值得考虑的大人物。

第二天,叶季壮向我传达了中央领导研究后的指示,“对物品现在不能做大的处理”。我虽然有想法,但只能执行命令。我想,只要急行军两天,大部分东西都会“自然”处理掉的。

我们要通过的赣粤湘交界处的几道封锁线,纵深约有二百多华里,从封锁线前的几十里外就开始急行军,要经过两座高山走三百里以上的曲折险峻山路和一条较大的河流。封锁线两侧敌情相当严重,战斗总队两天急行军即可通过封锁线,而运输部队即使每天急行军走八十里以是,连续走四、五天也不一定能过得去,运输部队面临着一道“鬼门关”。

果然,运输部队第一天过封锁线就发生了最严重的掉队,但还勉强可以行军,第二天就溃不成军了。抬运的东西几乎一件没留。机器、担子丢弃在将近五十里的沿途上,甚至装银元的箱子也破碎散落在路边,苏维埃票子到处可见……一片狼藉。运输员有的开了小差,有的就躺在路旁死活不肯走了。国家保卫局的人催促威胁、以枪逼迫也没有用。

通过封锁线的第二天晚上,除了总供给部的运输部队以外,其他的已接近溃散边缘。周恩来闻讯后从纵队的后卫赶上来查看,在一村子里遇到我,问情况怎样?我说,我们的队伍基本还在,掉队了百十人之多。运输员徒手跟上都困难,更不要说挑东西了。我们运的东西已丢了上百担,抬运的都落在后面了,可能会全丢掉。

这时,周恩来认为不把东西扔掉是不行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知道离宿营地还有二十五里,中央纵队两边的护卫部队均在十里左右,还有机会下决心。于是周恩来在现场架上电台,一面对全军的行动指挥,一面通知林伯渠、叶季壮、邓发、张经武(中央纵队参谋长)等相继人员到这里开会。

在等候开会的时候,周恩来对我说:“前天你提出的意见看来是对的,因多数人不同意实现不了,现在要下决心了,否则真要人财两空。敌情只会越来越严重,现在只有少要物品,才能保住应留的物品,保住人。”

开会的人到了,周恩来示意我也列席,他说,从瑞金出发时近八千人的运输部队,现在不到三千人了,成建制的只剩下总供给部这一千二百多人。我们过了这个封锁线,前面又是封锁线,这样下去,家当全丢了,我们不能人财两空。
会议很快就讨论决定了三条:1、担运的东西要严格控制,只能带弹药、医药、现金(主要是银元和金条)、宣传品,其余一律处理掉。抬运的东西一件不带(包括印苏维埃币的印刷机、石版等);2、把几个运输部队剩下的人全部集中编成一个运输总队,邱会作为负责人,代表纵队全权指挥;3、对物品的处理和运输队的整编。授权邱会作、曹菊如(财政部局长)、姚xx(名字忘了)三人在此就地进行。

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敌人在反扑由红一军团打开的封锁线,后面从赣州方向追来的敌人也不远了,情况紧急。周恩来指示后卫的红五军团阻击追敌至明天中午,给中央纵队以突围的时间。他同时下令我们三个人(邱、曹、姚)处理物资,重组运输部队,明天上午十二时前要随大部队继续前进。

我们在附近一个叫八丘田的村子里对中央纵队归过来的零散运输人员进行了整顿。按周恩来指示的原则反复清理后,只留下1600多名精干人员。选100人组成炊事班、收容队、救护队和通讯勤务队;担子减少到五百副,每担四十斤,三人一副担子轮流挑。除子弹和银元全带走外,带不走的东西全部毁掉。一时间,八丘田村爆炸声不断,火光冲天。我们提前三小时出发了。后面负责护卫的五军团不断来询问情况,他们说,你们提早了三小时出发,我们不知道减少了多少伤亡呀!

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后,在前边开路的红一军团遭到敌人在粤汉铁路线上新的封锁,双方正在作战,中央纵队就地休息了两天。此时,我召开了一次新组建的运输部队的会,把全队组成了三个大队,下属若干分队、班排,如作战部队一样设立了队长、指导员、班排长。原来运输员们不堪劳苦,人心惶惶,现在每人负重合理了,三人一副担子,轮流休息,大家不仅体力恢复,也树立了信心,军心稳定了。

在十一月底中央纵队突破粤汉铁路和强渡湘江的封锁线中,运输部队再也没严重掉过队,担运的东西保住了。我们到了湖南后,把追敌甩在后面,敌情有些缓和,但气候一直不好,大雨滂沱,山路之难行真是无法形容,有时是在没有路的“路”上走。半个月里,红军总数又比刚过湘江时减员大约四分之一,而我们运输部队虽也减员却只有十分之一,还剩下午1500多人。十二月中旬,中央在贵州东部的黎平开会,决定放弃北出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去。中央两个纵队合并前进。这时,我们挑运的子弹发到了各部队,银元等财物分散了保存,运输部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只保留一个二百人的运输分队归军委四局三科指挥,其余一千多人补充到红五军团。

在长征最初的一个多月里,我亲身经历了中国工农红军这支运输部队悲壮的奋斗和艰苦的生活,一定要为他们说上几句。

首先,运输部队付出几乎耗尽生命的消耗。人的体力有限,而运输员的消耗几乎没有限量。他们每天都有一个几十斤重的担子压在肩上,很多时候是连续急行军。一个战斗员负重只有十几斤,而运输员的负重是战士的三至四倍,物品一点也不敢丢掉。这么一比就知道运输员体力消耗之大了。通过封锁线是地,除前卫部队在作战之外,多数部队不过就是走路,还常常受不了,而运输部队挑着重担,比部队一步也不少走,艰苦可想而知。我们进到湘南之后一直在行军,天天下雨,运输员的衣服是雨水和汗水浸透在一起,整天湿漉漉的,担子湿了越挑越重。由于道路泥泞,部队走走停停,而运输员几十斤的担子在肩上,欲走不能,欲歇也不能,压着重物受“站刑”。

其次,运输部队吃不上饭。他们没有离开苏区时因为管理不当就常常吃不饱。进到白区后红军的行军是密集纵队,大量部队在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通过,前面的把能搞到能吃的东西都吃了,后面的什么也吃不上。打土豪没有可打的,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后面的运输部队几乎天天饿着肚子走路。在湘南的一个山区里,一个三百多人的运输大队走错了路,两天没有进一粒米,一个个饿得昏过去躺倒了。我们找到他们后,立即做饭,吃下饭他们才走得动。

第三、是没有时间睡觉。运输部队因负重走得慢,常常很晚才到宿营地,如果路上遇到什么故障,到了宿营地已是拂晓,第二天的出发时间到了,立即又要走。运输员还可以些“零星”时间打个盹,而干部则忙得连一点睡觉的时间也没有,运输部队的干部搞垮了身体的人很多。

第四、是运输员没有鞋子穿。运输员打赤足是普遍现象,公家没有鞋可发,运输部队几乎人人双脚溃烂,有的烂到了腿上。

运输总队在黎平缩编后多数人要到部队去,我们举行了欢送会。周恩来高兴地接受我的邀请来讲了话。他说,我们运输部队所受的艰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可是大家都忍过来并且战胜了困难。你们是红军中最能艰苦奋斗的一部分,你们是钢铁炼成的人,希望大家到部队去继续作红军的骨干力量。我们的红军是光荣的,运输部队在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方面胜过大家。因此我特别提出,你们是光荣之中最光荣的人,运输部队是光荣的部队。大家听到这里,许多人都哭了。

为红五军团送饷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进入贵州,周恩来要物色一个带队的给红五军团送饷,叶季壮建议我担任,周恩来批准了。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红五军团担任殿后,他们的物资供给很困难,因为前面的部队把粮吃完了,土豪地主打光了,走在后面的五军团经常断粮,不得不用现洋和硬通货高价买粮。中革军委筹集了大洋一万五千余元,大烟土六百多斤,还有部分苏维埃钞票,要尽快送到在中央纵队后面二百多里跟进的五军团去。经电文往返商量,定下了交接的时间地点。

我去总司令部接受任务,没想到周恩来在那里要向我当面交待。他在地图上指出了五军团现在的位置和交接款子的地点,然后说,送款不像带运输部队那样艰苦,但需要智慧,要随机应变和独立处理问题。这里离交接地点有二百五十多里,如果不发生意外,五天就可以到达。要是情况变了,你就要自己决定如何行动。你带一个运输连、一个警卫连去,相信你可以完成任务。

任务交待清楚后周恩来又嘱咐说,中央已经决定在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五军团的前进方向是遵义以北的桐梓县,和中央纵队保持二百华里左右的距离,中间估计不会有大股的敌人。到了交接地点,如果没人交接,就是情况有了变化,你们不能久等,向遵义方向追我们。如果联络不上,就“占山为王”,就地生存,等待革命的最后胜利。周恩来说完就在一张印制好的红军委任状上写了:“兹任命邱会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黔东北游击队司令员“,签上名字后交给我带上备用。

我带的运输连大约一百五十人、六十多副担子,警卫连约一百二十人,战斗力很强。我和同行的兵站部一位姓丁的科员、运输队长罗子明、警卫连长陈生四人组建了一个临时“小司令部”,第二天就动身了。当时红军进入贵州打了许多胜仗,黔军退后了,地主武装都上山躲避了,我们每天行程约六十里,三天没遇到敌人。我们去掉了军服的红军标记,国民党区、乡政府分不清楚我们是什么部队,以为是中央军,有时还向我们提供粮食。

第四天早上我们路过一个镇子,到了附近才发现敌情,向后退来不及了,只好准备战斗。这时有个敌军官走出镇子来查问我们是哪部分的。从问话可以听出来,敌人错认为我们是“黔军”。我们吱吱唔唔地应付,敌军官一听不对头,扭头就跑。我从他的恐慌中判断敌人力量不大,下令冲过去。我们通过镇子时,镇公所里空空无人,敌人已从后门溜到山上了。

第五天中午,我们离指定地点新安镇只有十余里时,从那个方向来了一小股敌人,敌人发现了我们,立即退回新安镇。我们找到老乡打听,得知红军向北走了,来敌是新安镇区公所的武装,并了解到红五军团的部队确实没有到达新安镇。这时离约定的时间只过了半天,还不能断定五军团就不来了,我决定等一天。我们等了一天还是没有动静,我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严重的敌情,否则绝不会不来接头,因为这些钱款关系到红五军团的生存。于是我决定:连夜换到新的地方宿营以防不测;中央纵队已向西北前进了,我们朝那个方向追。我当时年轻无经验,又无法请示上级,只是想无论如何要保住红军的财产。

出发之前我找村里的小学校长谈了谈,他不清楚我们是什么部队。我和他东拉西扯,问到遵义有多远?他说大约三百五十里,还拿出一张贵州省的地图指给我看,图上对道路、县、区、乡政府所在地都有标记。我要用钱买地图,校长怕兵,表示奉送。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

此时已经过了约定时间三天,我判断部队不会再来了,决定向遵义方向前进。第五天发生了情况。原因是红军主力过去几天了,被吓坏了的地主武装甦醒过来,向我们这支小队伍挑衅了。我们通过一个小镇的镇公所,那里有敌人武装几十人。我们从旁边绕过了,离开镇子二十里天就黑了,决定住下来天亮再走。我们考虑到镇里敌人看到了我们的担子,做好了防范。果然,深夜里敌人来发“洋财”了。我们打死了五、六个,活捉了一个小队长。那个家伙怕死,答应带我们出县境。这一招很有效,两天之内很平安。但越往北走,情况越紧张,为了应付战斗,我们把十几担苏维埃票子烧了,不但轻装了,还增加了战斗员人数。一旦有敌情,运输连可以自卫,警卫连可集中力量打仗。

第六天我们要通过一个叫水溪镇的区公所,侦察到那有区中队五十余人,有一定的战斗力。我们吃掉敌人不难,但是为保住钱款,不能打仗。我们在离镇子二十多里的小村子里停下继续摸了敌情,发现有两个情况很有用:一是敌人抽大烟,每天早晚两次集体定时抽烟;二是敌人有一个班出官差到县里去了,我们决定以智取胜。警卫连一个班化装成敌人从县里回来的那个班,还僱请了当地老乡应付敌人的问话。天亮前到了镇前,敌人哨兵果然中计开了门。我们直冲敌人营房,他们刚起床正徒手吸烟,当发觉了我们不是“自己人”,大势已去,只好投降。我们缴获的枪不想拿走,那会增加我们的负重,只把枪栓卸下来带走,叫他们派人跟着到二十里以外再拿回来,敌人服帖了。我们把区长找来了,半拉半推地搞出门带路。走了一天,估计再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了,才给路费让区长回去。

再向前走,前面有一条河,不能徒涉,渡口有河防部队驻守。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是设法过河,二是绕道百余里西行,但西边能否顺利过渡不得而知。这令我举棋不定,就先在一个大自然村里暂作作息。

我们住的房子是一家有三套院子的地主家前院。后院有个中年人很有礼貌,我们丁科员是红五军团的,熟悉国民党军队,他很快问明了那个人是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队一个师经理处的军需官,最近因公外出后在自己家里住几天。丁科员同他谈得很投机,让他错把我们当成来贵州的外省杂牌军,来採买大烟土的。军需官无意中说了不少有用的情报:从湖南来的朱毛红军已包围了遵义,贵州军队西撤了。这和我们出发前周恩来交待的红军战略方向一致。

军需官急于回遵义方向归队,正好遇见我们这支二百多人的部队,想让我们陪他走一段路,这正中我们下怀。说好沿途“通关费”由我们出,再送他二斤大烟土为酬金。第二天一早我们上路了,凭借大烟土为礼,河防部队很快放了行。

我们渡河走了一段路,才告诉了军需官我们是红军,他并不惊奇,说:“曾想过你们是红军,可能是和大部队分开了。在这乱世,相安无事为好。其实我帮了你们,我才安全。”我表示绝对保证他的安全,欢迎同我们一起到遵义,然后去留听便。军需官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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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营射击

编辑 删除 发表时间:2015-3-8 3:12:48  IP: 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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