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军邱政委忆往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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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营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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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军邱政委忆往事(15)

45军邱政委忆往事(15

 

邱会作

 

运输连有几十人。除了骡马还有担子。运输连带的主要的是粮食、食盐、腊肉,少许药品。担架连也有几十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和李德都配有担架。他们白天行军可以骑马,夜里行军可以睡在担架上,也可以坐在担架上边行军边谈工作。担架员体力消耗很大,每过一段时间就由作战部队挑一些人来轮换。遵义会议后不久,除了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伤未好)等人的担架以外,其余的都“自然”取消了。

干部连由一些老同志和女同志组成。老同志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被当为党的宝贵财富“随身”带着。女同志主要是中央领导的夫人。离开江西时,只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才许可带夫人,有这样“资格”的约三十个。她们中有贺子珍、蔡暢、康克清、邓颖超、王定国、廖似光(凯丰夫人)等。当时邓颖超患病吐血,是坐担架行军的,这支由老人和妇女组成的队伍是我们照料的重点。从遵义出发后,我们在云贵高原急行军,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了长征中最艰难的一段,干部连没有掉队的。

中央纵队改组之后精干了,行军时,前卫走出一段路后我们才出发,后卫在后面收容。走在中间的中央纵队本部队伍大大地缩短了,后面可以看到前头,前头也可看到后头,首尾相顾,比过去好管理多。

在长征中,军委机关曾受到两次敌人袭击。一次在贵州北部的土城,一次是到了陕北,在离吴旗镇不远的铁边城。两次都是意外遭遇到突然袭击。

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初的一天下午的五时左右,刘湘的教导师无意中遇到了中央纵队。当时我们正在住的小镇里开饭,敌人来时恰好我们吹了开饭号。他们以为遇上了红军主力部队,迟疑片刻才攻击,无意中给了我们一点时间。

我刚刚端起碗吃饭,哨兵报告,发现不少的敌人,我就向敌情方向跑去,一看是大股敌人,情况不妙,即下令三科警卫排的三十多人把能够拿得动的东西都堆在街上当路障,阻止敌人。同时立刻报告毛主席等领导向西南撤出,要他们步行不要做担架,以免被敌人打中。还令警卫营还没出发的一部分抢占东北街头山坡上的制高点,组织火力阻击敌人。

军委机关行装笨重,大家一听北边有敌情就向西南跑,一下拥挤在街上动不了。这时敌人已经进了背面的街。警卫营多是短枪,没有工事,挡不住敌人,只好准备肉搏。这时闻讯赶来的刘伯承参谋长站出来,他非常镇定,大声一吼,叫大家不要乱动听指挥。他下了两条命令:一是机关有枪的人向北面的街口去占据每一栋房子进行巷战;二是用杂物阻塞背面的街道,不让敌人迅速前进。敌人在拆除北街口的障碍时不断遭遇到我们的射击,行动慢了。在这危机时刻,附近的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率一个营赶到了。干部团都是战斗骨干,打起来很猛,敌人突然遇到了增援的强战斗力,退走了。这次战斗我们三科牺牲了董桂之、张寿山,三科警卫排阵亡了五人,排长杜庚的左手负伤了。当夜我留下负责把牺牲的人埋好,天亮时追上了机关。

到了扎西,就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上面的事不大知道,也不懂。但知道毛主席是最高军事指挥人之一,大家很高兴!出了遵义后虽然转来转去但总是打胜仗或躲过敌人的追堵,整个红军精神状态很好,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

相识毛泽东  

在长征中,我和影响我一生命运的毛泽东主席认识,熟悉了。改组后的中央军委组成了一个行政和伙食单位,由四局三科直接管理。我成了毛主席身边一个工作人员,和他朝夕相处。

我知道毛泽东的名字很早。一九二七年他领导秋收暴动到江西井冈山后不久,我的家乡就有很多“朱毛红军”神话般的传说。我参加红军后见过两次毛主席,第一次是一九三O年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发起战斗的那天;第二次是一九三四年初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会上做了讲演。

遵义会议后我调军委机关工作,同毛主席朝夕相处。行军中我们三科常常跟在毛主席的身后走,途中休息就同毛主席在一起。我和毛主席第一次面对面的谈话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中央纵队从贵州遵义向怀仁前进,行军中大家身上出了汗,休息时大家纷纷脱下捉虱子。我们三科的几个人苦中求乐,捉虱子比大小。我获胜了,他们不服地说:“虱子也有官兵之分,你科长身上的虱子自然比我们的大。”我反驳说:“照你们说的,毛主席身上的虱子就有黄豆那么大了。”此时忽然听我们上头的路边一声吼:“哪个说的?到我身上捉出一个那么大的虱子来看看。”我们不知道毛主席在我们的上面也在捉虱子。大家哄笑起来,然后我跑上去到了毛主席那里。

毛主席问我是不是兴国高兴圩墩丘乡的?我说:“是”。他又问,大路边岩石下的那家茶摊里的老头是我什么人?我说老头是我爷爷。这时毛主席说:“啊,老人家就是你的爷爷!我在他的茶摊上喝过茶。那是三一年春天,我在你们兴国走了几个地方,我知道你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村干部,你和哥哥都当红军去了”。

毛主席接着说起了兴国县的革命历史;那里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组织。一九二八年我们从井冈山下山,在连花、永新活动过一个时期,以后就进到了兴国境内,立即会见了当时县委的负责人邱会培,他是党的早期党员,那时他已经有了二千多人马,迎接我们在兴国站住了脚。兴国人民对革命有过很大的贡献,当红军的最多,土地革命是在兴国开的头,做了好事,但也犯了错误。对地主不分田,杀了不算还杀亲属,对根据地造成了破坏。

从那以后我和毛主席就熟悉了,他亲切呼唤我“小兴国佬”。我的几个科员和毛主席都很熟悉。赖梓昆是湖南人,他们早就亲近了;赖勤是日本留学生,从井冈山时起就是毛主席的文书,经常参加毛主席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谈古论今,甚至谈公事,一般也不避他。涂余恩是广东人,古文功底很好,主管对外的文书工作。毛主席行军休息时,常和我们一起聊天。那时红军的上下关系密切,高级领导人和普通人关系平等,有时大家也敢在毛主席面前吹吹牛。

长征中的毛主席只是中央领导中的一员。那时中央领导人在生活上和高级干部相比只有两个特殊:一是带老婆,二是可以行军时坐担架。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带老婆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李富春、何凯丰、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周昆(红八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等人。当时不担任一定职务的人是不能带老婆的,许多高级干部离开瑞金时和老婆是生离死别,非常凄惨。从瑞金出发时只有几个人有“资格”配专门的担架,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李德。这些人并不是一定抬着才走,而是一种“待遇”。出发时毛泽东并不得志,受着王明路线的压制,但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国家主席”没坐担架的待遇就说不过去了

毛主席除了有一副担架之外,还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有一头牲口,两个警卫员和一个运输员。他的老婆贺子珍除了偶尔能骑着毛主席的牲口之外,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毛主席的饭由三科炊事班做,主食一般和大家一样,做什么毛主席吃什么。菜是打一份公菜之外,再加辣子。行军时中午是带饭呼,给毛主席配有一只三层的菜盒子装饭菜,由警卫员提着行军。毛主席有些爱吃,但不挑剔,不讲究。在甘肃南部行军中过一个小镇子,毛主席看到路边有羊下水卖,想吃。我叫警卫员跑过去用两个铜板买来了一大碗,放了很多辣子,毛主席吃得满头大汗,很满意。警卫员说,看到锅里还有羊粪疙瘩呢,毛主席说“眼不见为净嘛!”一笑了之。

毛主席不计较穿,衣着简单。他不喝酒,爱喝茶,抽烟很厉害。毛主席和红军里官兵一样,自己没有分文,零用钱公家开支。在长征中,我们对毛主席的生活管得很精心,这里有我对他内心的敬重和责任感,虽然我对中央所有领导人都一样精心管理照顾生活,但我对毛主席更亲。

毛主席不善讲成篇的笑话,但历史小故事讲得非常好。行军中大休息,机关工作人员都愿围坐他身边听他讲故事。但是到了宿营地,毛主席必须抓紧工作,有点时间也要读书,谁也不敢打搅他。长征途中很难找到合适的书,后来毛主席对我说:“凡是可以搞到的书,什么我都爱看!”于是每到一地,为他找书刊报纸成了三科的一项重要工作。

有一次毛主席问到我的学习,知道我读过两年私塾,他认为这样很不够,此后和我谈学文化的事就多了,他的一些教导至今犹在我耳旁。

毛主席对我说,一个青年人如果不关心自己的文化学习就等于不关心自己的进步和前途。文化这个东西是时时处处可以学,比如观察气象、走路、讲故事,都有文化问题。一种人学文化先上学校,打下基础;一种人没有上过学校,靠自己一点一滴地学。前者是学生知识分子,后者就是工农分子了。学文化没有妙诀,要有的话那就是长期下苦功。毛主席不但鼓励我学习,还教我方法。他说要常读、勤写,要学会查字典,有个字典在身边,就是请了个不花钱的先生。

在毛主席的鼓励下,我很想学起来,但军情紧迫,没有时间。后来中央纵队过草地之后,曾在巴西停留了一段时候,我们恢复了正规的作息生活。除中央领导人之外,机关所有人员都参加操课,还恢复了文化课和晚饭后做游戏,这时学习的机会就来了。拿什么做课本呢?我在遵义时带出来了一套《水浒传》,它成了很好的“课本”。认《水浒传》里的字,顺便也读了故事。毛主席、林伯渠知道了我们在学文化,主动当了几次教员。林伯渠讲的是《水浒传》里的事发生时中国的历史背景,讲得非常认真。而毛主席就发挥了,他结合《水浒传》的情节,讲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讲不怕失败,积蓄力量迎接胜利。毛主席深入浅出,融通今古,讲得非常动听,大家越听越想听,往往不放他走。毛主席不忙就再讲,若是忙就说“且听下回分解”。

毛主席教我学文化,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他的很多话一直记在我心里。在毛主席指导下,我开始逐渐养成了爱学习的习惯。我担任了领导工作后,经常亲自动手写文稿或报告。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学习上从没有偷过懒,文化提高了一大步。我敢自誇地说,我一生一直坚持学习,无论工作和学习都很勤奋,从不虚度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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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营射击

编辑 删除 发表时间:2015-3-8 3:17:21  IP: 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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